2026年初，美國在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採取軍事行動，並逮捕了其總統馬杜羅，此舉被美國總統特朗普與“唐羅主義”（Donroe Doctrine）——“特朗普版的門羅主義”——直接掛鉤，意在重申美國在西半球的“排他性主導地位”。
這一事件標誌著美國外交政策的重大轉向：“門羅主義”以更具干預性的姿態回歸，顯示在“美國優先”戰略下，華盛頓正將資源重新聚焦於美洲“後院”，其全球安全承諾，尤其是對臺灣的承諾，正進入一個戰略收縮期。當美中結構性矛盾持續，而臺海和平現狀面臨更大挑戰之際，一個關鍵問題浮現：當美國重心東移，臺灣是否將“孤身”應對風暴？
特朗普政府的“美國優先”政策核心是減少海外軍事干預，強調“盟友成本分擔”，並將資源聚焦於美國本土。這一趨勢從其在阿富汗和敘利亞的撤軍，以及向日韓等傳統盟友施壓、要求其增加防務開支等行動中已清晰可見。在此背景下，美國對臺安全承諾的可靠性正受到多方質疑。
首先是高層言論的模糊性。特朗普在是否出兵“保臺”的問題上，始終以“到時就會知道”等含糊其辭的言論回應，在“美國優先”背景下，這更多被解讀為規避責任而非有效威懾。
其次是核心智庫的悲觀評估。蘭德公司（RAND Corporation）的報告指出，鑒於解放軍日益增長的“反介入/區域拒止”（A2/AD）能力，美軍介入臺海已“毫無勝算”，並建議華盛頓轉采“不支持台獨”的策略。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（CSIS）的兵推也顯示，即便美國及其盟友能“保衛”臺灣，自身也將付出航母、數百戰機及大量人員傷亡的慘重代價。
最後是對臺軍售策略的轉變。軍售重心已從F-16V等具備縱深打擊能力的“進攻性威懾”平臺，轉向了旨在提升“不對稱戰力”的防禦性武器，如“海馬斯”火箭炮與反坦克導彈等。這一轉變旨在將臺灣打造成難以攻克的“刺蝟”，讓其更多依靠自身力量承擔防禦壓力。這在降低美國自身風險的同時，也令美軍是否介入保留了極大的不確定性，變相削弱了其安全承諾的可靠性。
在美國對臺承諾充滿不確定性的同時，臺灣領導人賴清德的施政路線正成為升高緊張局勢的“催化劑”。他不僅重申“兩岸互不隸屬”，更將其包裝為“新兩國論”，並以“和平靠實力”為由推動大規模軍購。
北京對此反應強烈，官方譴責其為“分裂謬論”與“戰爭煽動者”。解放軍在臺海的軍事活動隨之顯著升級，代號“正義使命—2025”的聯合軍演形成了“絞索式”圍島態勢，軍機艦繞臺、無人機抵近偵察臺北地標成為常態。
這一系列強硬的軍事行動清晰地表明，大陸方面對於“台獨”分裂活動的容忍度正在迅速降低。賴清德的路線，在客觀上正將臺灣推向與大陸進行軍事攤牌的邊緣。
當前臺海局勢令人高度憂慮。一方面，美國在“美國優先”戰略下正重新排序其全球安全承諾，對臺軍事保障的可靠性下降。華盛頓傾向於讓臺灣“自主防衛”，以避免自身捲入高代價、低勝算的直接衝突。面對解放軍成熟的“反介入/區域拒止”能力，有軍事專家甚至悲觀地指出美軍若介入臺海恐將面臨毀滅性風險。
另一方面，賴清德當局似乎並未充分認知到外部環境的深刻變化，依舊奉行其強硬路線。這種“倚外謀獨”策略，在外部依靠日益不穩固的背景下，不僅未能為臺灣換來更安全的空間，反而正步步壓縮北京的戰略耐心。
委內瑞拉事件是國際政治“實力原則”的赤裸展現，它提醒各方，當大國決心貫徹其區域意志時，國際法和所謂“承諾”的約束力會變得極其脆弱。對臺灣而言，這是嚴峻警示。若賴當局繼續升高兩岸緊張局勢並迫使北京採取斷然措施，指望一個戰略收縮中的美國會為臺灣冒同核大國開戰的風險，是不切實際的幻想，所有苦果最終將由臺灣2300萬人民承擔。
面對臺海和平現狀日益突出的脆弱性，各方都須謹言慎行。對賴清德當局而言，如何在全球戰略格局的深刻變動中準確判斷形勢，以更務實、更具智慧的方式處理兩岸關係，避免將臺灣帶入兵凶戰危的境地，是其無可回避的重大考驗。